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1983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系，后留系任教。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创立政区地理等学术概念，发展诸多研究范式，将中国行政区划史研究延伸至断代的变迁，并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构建奠定理论基础，是当今中国最重要和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历史地理学家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研究领域也有突出建树，提倡文化语言学概念。学术风格恢弘、气派。主要论著有《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等十余种，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多次获全国、省市级学术奖项。

　　新中国成立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达成了通代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的最高成就，是最重要的人文学术成果之一。跟随老师的步伐，周振鹤在中国历史地理领域不断耕耘、持续开拓逾四十载，以宏阔的学术格局、缜密的研究进路，将行政区划史研究延伸至断代的变迁，充分运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呈现历史地理学科的中国面貌，将地理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同时，又以扎实的理论修养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诸多概念和研究范式，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他视野开阔，博览群书，重视不同文明的特色，尤其关注文明交流互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幽微细节，在中外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领域颇有建树，创立了文化语言学概念。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他所笃信的这种学术品格，体现于其丰富厚重的学术成果中。

　　1941年，周振鹤出生于厦门，父亲是无锡人，母亲是厦门人，皆有很强的语言能力，他深受影响，对语言充满兴趣。1958年到1963年，他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矿冶系，毕业后在湖南的煤矿工作。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为早出快出人才，教育部一再放宽研究生报考年龄限制。既然机会一再逼人，是不是去拼一记呢？他决定去考。已经在矿上当了15年助理工程师的周振鹤确信自己仍喜爱文史。他翻看招生手册，见复旦历史地理专业的考试科目有中国通史、中国地理、古代汉语，所列内容他均有把握，而和外语人人要考，不必多虑。权衡之下，决定报考复旦历史地理专业。

　　5月的初试通过后，7月到复旦复试。其中一题，要求依照《水经注》一段文字画出其中所载河流之间的关系图。尽管对《水经注》毫无所知，但周振鹤全凭古汉语知识和逻辑推理，画得准确无误。当时谭其骧先生中风住在龙华医院，几位笔试过关者前往医院面试。谭先生问及看书体会，周振鹤谈到看王伯祥《史记选》时看出一些问题。‘左河济，右泰华’，王先生将‘右泰华’解释为泰山和华山。但泰山在东边而华山在西边，两者不是同一边。我读《山海经》才知‘泰华削成而四方’，‘泰华’其实是现在的华山，‘泰’是‘大’的意思，边上还有个小华山，所以这一个叫泰华。谭先生惊讶于一个念工科的人能如此细致地分析前辈学者的错误，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面试顺利通过，由此，37岁那年，周振鹤以一个15年工龄的煤矿助理工程师身份考上了后第一届研究生，展开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另一种人生轨迹。

　　进入复旦大学跟随谭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后，周振鹤体会到了老师无为的教育方式，据他回忆，谭先生素不以权威自居，始终将学生以会者来教，以研究同伴相待，支持不同学术观点的表达，在不经意中教给我们学问之道。这种教育方式使他获益终身，他数次在文章里提及：其骧师于我实为一世之师而非一时之师。是我的授业师，也是我的得法师。

　　谭先生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史学原著和前贤著述。周振鹤从阅读《史记》《汉书》开始，接着研读钱大昕《甘二史考异》，从中发现了可作历史地理研究大题目的可能。1979年，他写成《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一文，这是将传统政区变迁研究从以朝代为尺度推进到以年代为尺度的一次尝试。此文对其学术生涯有标志性意义，不但成为硕士、博士论文的基础，也决定了未来始终将地理作为最主要的学术方向。

　　周振鹤继而对汉高帝十二年的十个诸侯王国封域在西汉一代的变迁过程进行逐一考订，写成硕士论文《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并顺利通过答辩。由于该论文解决了自清代乾嘉学者以来未曾解决的西汉二百年间最复杂的地理沿革问题，答辩委员认为实际上可作为博士论文通过，因其时博士授予制度尚在制定中而作罢。

　　博士阶段，周振鹤将西汉一代全部疆域的政区变迁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于1983年上半年完成博士论文，定名为《西汉政区地理》。此后政区地理一语遂成为正式学术概念。博士论文答辩获全票通过后，10月19日复旦大学举行授予博士书仪式，周振鹤成为了全国最早的两名文科博士之一，此后一直留在复旦史地所，为学从教至今。

　　如果说《西汉政区地理》首次用技术手段解决断代政区变迁全过程，是前人未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那么1990年出版的《体国经野之道》试图求索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迁的基本规律即政区变迁之道，也是全新的研究方向。

　　地理概念是舶来品，在中国至迟1902年以前输入此概念。虽西方学界日益以此为显学，但百余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地理学。中国政区的现状并非凭空而来，是历史上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周振鹤认为：不妨从具体而微的事做起，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这一丰富资源，从中发现历史时期过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提炼出自己的地理观点来，以体现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中国面貌。这是他写作《体国经野之道》的初衷。

　　书中既通过政区的层级、幅员和边界等要素的变化来分析因素的主导作用，又从地理环境、经济文化背景中去透视政区的变化趋势，还分析了县级政权相对稳定和一级行政区起伏不定的历史原因。总结的一些规律后来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共识。比如行政区划层级增减变化的两千年三循环；比如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基本原则：犬牙交错与山川形便。初创的一系列政区地理术语如县级政区、统县政区与高层政区等，也已成为学界通用语。

　　《体国经野之道》已基本可视为一本简明中国历史地理导论式的著述，但在此后多年的著述中，周振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到从中观视角来讨论行政区划以外的地理问题，扩充了广度和深度。更为全面的成果尽数凝结为《中国历史地理十六讲》一书（后又增订而成《中国历史地理讲义》）。他多年来在此方向上的研究打通了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畛域，呈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基本面貌，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如此，他自觉体系尚未完备，仍未将这些篇章以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的专著形式出版。

　　1980年代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是通代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的最高成就。然《图集》呈现朝代之间的变化，尚未反映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全貌。周振鹤感到，以中国如此丰富的史料，应该可以把朝代内部的行政区划变迁面貌也复原出来。行政区划得当与否，与国家的巩固、民族的团结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如何对政区进行合适的调整改革以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而且迫切的课题。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行政区划体系的历史变迁全过程，尚未有一部学术著作予以深入的专门研究。这成为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历史地理学者尝试担起的重任。

　　经过20年策划和出版，由周振鹤主编、集结全国研究历史政区地理最优秀学者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于2017年全套出齐。这部通史研究了自先秦至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也是继谭其骧主编《图集》之后，在政区地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全书力图将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历史面貌精细到以年为尺度来呈现，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走独特的路，做开拓性的学问，是周振鹤继承自谭其骧的鲜明的学术风格。此外，他也喜关注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内容。

　　人皆熟知徐霞客是明代大地理学家，但稍早的王士性却不受重视，而正是王、徐二位的著作，才使中国的地理学完全脱离历史学的附庸地位，蔚为一门独立学问。1992年周振鹤发表论文《王士性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继踵谭先生揭出的王士性对中国地理学的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