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北到赤壁北，高铁全程四个小时零七分。赤壁到咸宁，30 多公里，驱车一个多小时。无缝对接的话，五六个小时内就可以从深圳抵达咸宁五七干校。

　　查路线图时，我正看着这样一段文字：“1969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湖泽地区，过着近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一年多一点时间内，住处先后迁移六次，最后由鄂南迁到鄂西北角。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记里，沈从文先生这么写道。

　　文中所说的湖北咸宁湖泽地区，便是著名的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1969年春至1974年12月，文化部在此创办咸宁五七干校，原中央文化部系统的6000多位文化人及其家属，分3批先后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因其规模浩大，人数众多，知名度高，影响力巨，向阳湖五七干校成了民间记忆中的文化大师流放地。1998年，咸宁市正式立项建设中国向阳湖名人文化村。

　　向阳湖五七干校，如今已成了一个“朝圣”景点，很多旅游者慕名前往，力图在一砖一瓦中追忆历史车轮碾过的文化履痕，于今昔对比中感怀前尘以史鉴今。

　　时光倒流回1969年，咸宁的景色，该也是郁郁葱葱。那一年9月26日，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随《人民文学》编辑部人员第一批出发前往咸宁。11月，沈从文所属的历史博物馆队伍也依期抵达。这一年，他67岁。

　　干校分5个大队26个连队，6000多人在这里围湖造田，短则1年，长则达5年。尽管同在干校，因分属不同机构，张兆和与沈从文住地相隔五六里，一个在工地挖沙子，一个则拾干苇，看菜园子。其间沈从文几次搬家，1970年2月，他搬到双溪，后搬到附近的杨堡小学。因患高血压，身体状态并不好。他给张兆和的信中说：“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那时要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小弟有了治家五年经验，并且有个家，明白什么需要就拿走，用不着的，就分散给同事中较困难的。”1970年9月18日日记又载：“阴雨袭人，房中返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

　　劳动锻炼中，很多人借诗抒怀，牛汉那一首著名的《半棵树》便在此地挥就：“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 /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半棵树的原型是冯雪峰，牛汉为他在泥泞地里劳动的身影所感动。沈从文也写诗，如组诗《大湖景诗草》，写劳动写心情写景色，有“茫茫大湖畔，野竹丛杂生。本是蛟龙窟，人多执杖行”。他也记录身边的人，有一则写诗人李季：“连长还兼司务长，久停诗笔抓思想。同争改造勤学习，真理永远贴心上。”

　　为此他写信给张兆和：“我最近又已写上了新诗七八首，旧形式新内容，有的似还切题”，“不宜成第三次改业依据，则极明显。因为生活深入有一定限度，接触实际面即不广，长久停留在一个点上，只近于走马观花，写到一定时候会枯竭的。”

　　但他惦记的还是北京家里的“一桌文稿”，思来想去，提起笔，给历史博物馆革委会领导写信，要求“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他还说，“我因为一切学习都为了应用，所有常识都是从实践学来，再结合文献作综合分析，这工作分门别类地总结，不仅对于本单位同志搞陈列、说明、鉴定、登记等工作有用，对于编通史、文化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以及许多专题教材的编写，大致都还有点参考价值。”信由北京的儿子沈龙朱转交，但没有结果。

　　1970年10月10日给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提到，“尽可能把廿个（小的约廿个）有关车、马、兵器等等制度发展，用简单散文，一个个写出来，也就够消耗我这有限余生了。”1971年8月，沈从文和张兆和迁到湖北丹江，也就是他文中写的“由鄂南迁到鄂西北角”。

　　这段时间，沈从文凭记忆写出来的文物方面的小文章竟有 20 多篇，如：《谈车乘》，探讨古代车乘的变化轨迹；《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从石刻、砖刻、出土壁画方面论证马甲、马镫、马鞍等马具的演化线索……后来他对这一批文章自我评价是“毫无学术性，不过是写常识凑合”。在极端孤寂简单的乡居中，用默记方式，写出此等文物文章，当不是“作了十多年说明员，对事事物物稍微有点‘常识’而已”（《谈辇舆》）可为的。

　　公路边一座灰色建筑，零星的几个工人正在敲砖运石。一问，是咸宁五七干校纪念馆，还在修建中。沿着公路往前，见指示牌“王六嘴文化名人旧居群”，绿荫下，一排排红砖黑瓦房隐约可见。前一天，咸宁大雨，地上全是泥泞。往里一踩，鞋陷到泥地里，一脚深一脚浅。房子已经空出来，无人居住。每间门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冯雪峰”“陈白尘”“张天翼”“郭小川”“严文井”“ 萧乾”“牛汉”“冯牧”……一共 17 栋，我继续挨个找，沈从文、冰心的门牌在哪里？还剩一户人家没搬走。主妇守着门，两个孩子在房前玩耍，看着我们，并不惊讶，估计来参观的人不在少数。主妇说，这些房子20多年前曾卖给农户，每间也就几十块钱，后来被国家列为抢救项目，政府出资回购，住户陆续搬离，他们因条件没谈拢，便搁置下来了。“随便看看，都是文物。”手一指，她的眼睛烁烁闪光。

　　五六里地外，是咸宁五七干校总部旧址（“452”高地），现在已建成规模不小的陈列室。墙上的资料栏里罗列着五七干校部分学员名单，分“文化部领导”“ 作家翻译家”“画家书法家”“出版家”“文博专家”“学者”“电影工作者”各栏，在“作家”一栏里，赫然可见沈从文、冯雪峰、冰心、楼适夷、张天翼、孟超、陈白尘、萧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等人的名字。

　　工作人员称，当年这些下放人员居住分散，有好几个地点，除了王六嘴外，还有红旗山、向阳桥、王家寨水库、五七桥、红旗桥、奶牛场……这些房子都是当年他们来之后烧砖盖起来的。阳光下，红色的砖房熠熠生辉，墙壁上砖与砖的衔接精巧雅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断不能相信这是一批“老弱病残”完全非专业的文化人所为。那年咸宁老百姓曾有顺口溜：“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棍，三步两跌倒”。可他们砌好建成的红砖房，屹立至今。

　　干校成了历史产物后，一些从向阳湖走出去的作家纷纷拿起笔写下这段经历，有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臧克家的《忆向阳》、郭小川的《楠竹歌》、陈白尘的《牛棚日记》……2000 多篇有关向阳湖的诗作和散文随笔，让五七干校那一段时光泛起了别样的光辉。

　　陈列室墙上，有一个名字分外熟悉——“李城外”。对了，正是他偶然中发现了关于向阳湖的史料，着手收集编著并四处呼吁，才让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并着手进行保护。工作人员指着几本书的封面说，李城外当时是咸宁市委研究室工作人员，他一直热心于文史资料搜集。1997 年，他所编写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综合反映咸宁五七干校那段历史的作品。灰瓦下的红砖墙，坚如磐石，沉默不语。唯有屋顶绿树抽出新枝，在微风中摇曳，令时光流动。50年的光阴已成“文物”。恍惚中，陈列室里那位穿着白衬衣的讲解员，似乎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沈从文。他曾站在历史博物馆陈列室，对着橱窗内的文物，向参观者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个镜头，沈从文的大兼助手王㐨记得非常清楚。那是 1953 年 7 月，原为志愿军军人的他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天气很热，他看完了东朝房，拐进西朝房。在铜镜展柜前，一位穿白衬衣的长者站了起来，走到他身边，指着铜镜挨个给他讲解。一个柜子里展几十面镜子，老人竟一口气讲了二三个小时。关门时，两人相约第二天再来。如此，王㐨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西朝房。这期间每天中午两人到工人文化宫吃一个面包和一根香蕉，有时也到老人家里吃面条。这位长者得知王㐨刚从朝鲜回来，与老伴多次认真询问巴金在朝鲜的情况。王㐨很是好奇，后来才得知，这位老人，名叫沈从文。

　　熟悉《边城》的王㐨感动万分，回到朝鲜后，他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没有解开：为何《边城》小说那么美那么俏，而作者却如此平实，人与小说完全脱节。一直到 1979 年，调到沈从文身边工作多年后，王㐨才有勇气询问。沈从文淡谈一笑，答，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

　　正是“规矩”，这种朴素的“乡下人”的个人魅力，使得沈从文后半生身边伴有两名得力的助手：业界笑称“二王”——王㐨和王亚蓉。两人一直协助沈从文工作至他人生画上句号。

　　如果说王㐨与沈从文早就相识并一直联络，20 年后调到他身边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王亚蓉的加入，就是机缘巧合。20 世纪 70 年代，王亚蓉 30 岁出头，是设计玩偶的美工，后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纤如介绍，认识沈从文，开始协助他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图。书里三四百幅图，都是她完成的。后在工作调动中，中国历史博物馆指派她摹古画，王亚蓉不愿让老人寒心，选择了拒绝。一度每个月由沈从文自己掏腰包资助她 20 元作为生活费。王亚蓉至此兢兢业业，埋头服饰考古工作几十年，连张光直教授都夸她“是在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研究”。

　　说起“二王”，故事很多，有一个与沈从文的老友夏鼐有关。当时夏鼐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他俩一个讲湘西口音的普通话，一个讲温州口音的普通话，互相串门，各讲各的，虽听不懂，却很开心。可有一次，都听懂了。夏鼐气呼呼走来说，沈先生你不够朋友，挖走了王亚蓉，现在又挖走王㐨。

　　1985 年夏鼐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心痛之余，也感到时间的紧迫。他把王㐨叫到身边，每天嘱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1988 年，沈从文因心脏病去世，享年 86 岁。

　　这两位半路出家的学生，在沈从文的言传身教下，成了古代服饰研究专家。随后几十年主持并开展了考古方面的重要工作，如复原满城汉墓金缕玉衣，修复阿尔巴尼亚羊皮《圣经》，参与马王堆西汉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等现场发掘、清理、保护与修复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咸宁五七干校期间沈从文心心念念的古代服饰研究，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指派的编写中国古代服饰图录的任务，当时叫“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原计划编写 10部，由 1964 年初夏开始，主图 200 幅，附图约 100 种，说明文字 20 余万，1964 年文稿初成；1966 年“”抄没；1969 年沈从文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时予以默写并增补；1971年沈从文自干校返家，被告知图稿经新来的主任重新看过，认为还像个有分量的图书，许多提法较新，印出来可供各方面参考，于是追索被抄之稿；1974 年末，始得退还，沈从文自己换补了些新附图，文字做了修改；1975 年起“二王”（王㐨、王亚蓉）利用业余时间到沈从文身边工作；1978 年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提出将“二王”调至身边，尽可能运用和增加了很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使全书增加到 25 万字。1979 年 1 月最后完稿，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先交轻工业出版社，后人民美术出版社，皆因要跟日本合作出版而放弃，最后交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得以出版，完成了一桩心愿。

　　沈从文说：“不要以为问题小而平凡，值不得注意，就是觉得由唐到清，书上有的是各种记载，想明白它，查查书也就成了，哪还算得是什么问题？其实，所谓不是问题，也许恰恰就是个问题。因为知识若只限于书本，常由于辗转抄撮，真伪虚实掺半，实不大得用。”

　　拿扇子为例，一把扇子，他既联系历史文献又联系文物，“战国晚期到两汉，一种半规型便面成为扇子的主流。其中以江陵马山楚墓出土、朱黑两色漆篾编成的最为精美。便面一律用细竹篾制成，上至帝王神仙，下及奴仆烤肉、灶户熬盐，无例外地都使用它。”他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