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汉字是一个几被遗忘的重要历史事件。汉字为什么发生？它如何发生和发展，又如何影响中国现代书写、文学与文化？汉字如何中止？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钟雨柔在《汉字》一书中追溯了时代洪流为汉字赋予的不同面向。

　　《汉字：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钟雨柔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3月版。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2017年的热播电视节目《国家宝藏》第一季第一集就隆重介绍了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的石鼓。石鼓传自先秦，共十面，上刻有大篆，是中华文字的活化石，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借拼死护卫石鼓的北宋文官司马池之口，节目阐述了一个似乎很容易接受的道理：“很多人都说我们华夏民族没有信仰，可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文字和历史。”

　　作为信仰，汉字不仅承载了华夏历史和文化，而且建构出了一个带有宗教意味的机制，并神圣化了一个基本观念——中华文字不曾断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们于是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文字骄傲并忠诚于自己的文化。石鼓的故事以及关于汉字的看似不言自明的道理完全俘获了21世纪的年轻观众，然而荧屏前后的观众们恐怕想不到的是，短短一个世纪前，华夏民族对自己的文字和历史之信仰几近崩塌，中华民族的瑰宝几乎面临灭顶之灾。一场让人惊诧的、浩浩荡荡的汉字曾线世纪，构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语言和文字。

　　这场翻天覆地的或许已然被人淡忘，但它在退出集体意识的过程中倒也留下蛛丝马迹，供人考古。最重要的两项“遗迹”分别是汉字的繁简之分以及辅助汉字学习的汉语拼音。汉字简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字改革政策，旨在降低汉字学习难度，理论上是向拼音文字过渡的第一步。而拼音既是汉字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罗马化拼音系统，甚至一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从字面理解，拼音即“拼写读音”，它不仅仅是辅助汉字学习的记音系统，也可以是取代汉字的拼音文字。

　　虽然汉字在周恩来总理1958年的讲话《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戛然中止，但它语音中心主义的印记至今仍清晰可见。所谓语音中心主义，即系统性地把语言凌驾于文字之上的意识形态。需要说明的是，语言凌驾于文字之上在古今中外都有先例，但是现代语音中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酵伴随了书写技术的新发展，见证了语文学和语言学学科此消彼长，又同时被20世纪的洪流裹挟，对形塑中国文学与文化现代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汉字为什么发生？它如何发生和发展，又如何影响中国现代书写、文学与文化？汉字如何中止？讨论的起点要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汉字的话语转型，其曾经的民族瑰宝地位一落千丈，被当成了民族负累。曾经被热爱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如培根、约翰·威尔金斯、莱布尼茨）夸赞具有跨文化属性和超语音的合法性的汉字，似乎一夜之间成了阻碍提高识字率的拦路虎，有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中外知识精英齐声挞伐，国宝一时间变成了“无声的”、无生命的，亦无价值的书写系统。

　　对汉字评价的话语转换间，汉字似乎发生得理所应当。鲁迅如是解释：“汉字是古代留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废除汉字、取用字母俨然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条件，再次套用鲁迅的说法：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抱着汉字而死掉，要么舍掉汉字而生存。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汉字还有第三条路，即从汉字的内里出发，改革中文书写系统，联手文学并为之注入新的能量，以唤醒那个“无声的中国”。

　　现代汉字发生之前，被认为有四次拼音化的先例。第一，中国小学传统的反切；第二，受梵文启发的注音字母；第三，明清以降，由耶稣会和新教传教士创制的、采用拉罗字母的拼音方案；第四，晚清出现的一系列切音、速记、简字和注音字母运动。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千年来有不计其数的小学家、僧侣、传教士在汉字拼音化的问题上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他们当中鲜有发出废汉字这样决绝的呼声。他们创制的众多拼音方案无一例外地是作为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而出现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汉字的旗手们如赵元任、黎锦熙、倪海曙，把以上四种拼音化先例作为20世纪汉字的先声。

　　首先，反切法使用两个汉字，取第一个字（上字）的声母，取第二个字（下字）的韵母、声调，有韵尾的时候还要包括韵尾，将两部分拼在一起，从而得到第三个汉字的读音，所以被认为是第一个系统的拼音方法。反切法对汉字的使用是灵活的，同样的声母和韵母可以使用任意汉字来代表，只要上下字能构成需要的音节。反切法起源于东汉，其时佛教甫入中国，故有学者认为反切正是为翻译梵文佛经而发明的。隋唐以来，韵书开始大量使用反切来给汉字注音，比如陆法言的《切韵》（601）。

　　其次，唐始出现的字母拼音方案，到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唐末僧人守温创制三十字母，虽然这些字母仍以汉字形态出现，依反切法取声母，但守温确立了汉字与声母一对一的关系，亦即“汉字字母”。守温系统里汉字和声母的对等性，相较反切法，在拼音化汉字的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再次，教传教士前赴后继地创制的拼音方案。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率先尝试用拉罗字母拼写汉字。利玛窦的方案由另两位耶稣会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以及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协助完成，含26个辅音和44个元音，最终成果录于《西字奇迹》。利玛窦去世后，金尼阁将他的方案精减到20个辅音和5个元音。虽然明末的拼音方案对时人颇有启发，比如引得方以智和刘献庭开始思考取用字母的益处，但是这些方案最终也仅是外国人学习汉字的工具。

　　继耶稣会士后，新教传教士开始大量创制并输出以拉罗字母拼读中国各地方言的《圣经》译本，我称之为“字母体方言《圣经》”。自1852年出版第一部字母体闽南语《圣经》后，新教传教士打马字（J. V. N. Talmage）、丁韪良（W. A. P. Martin）、汲约翰（John C. Gibson）、马士曼（Joshua Marshman）、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itzlaff），以及托马斯·巴克利（Thomas Barclay）等生产了大量的《圣经》译本，使用的语言既有官话也有方言，使用的文字既有汉字也有拉罗字母。据不完全统计，仅1891年到1904年间就至少有137870册各式各样的中译《圣经》问世，读者甚众。其中，字母体方言《圣经》特别值得注意，不仅因其是用拉罗字母进行扫盲的第一次尝试，更因为它给现代中文写作注入了新的、字母的、方言的想象力，催生出了新的作品。更值得玩味的是，切实践行方言拼音化的字母体方言《圣经》不期然地揭示了语音中心主义转向的内在局限，亦即以方言为主体的字母书写与尚待建设的民族文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此为后线世纪汉字全面爆发前，最后一次尝试汉字拼音化的运动是晚清的切音字运动，它于初年演变成注音字母运动。两场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分别受到了西洋传教士和东瀛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但均未明确提出废除汉字的诉求。第一个提议用拉罗字母为汉字拼音的中国学者是卢戆章。作为厦门人，卢戆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字母体中文《圣经》，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字母体闽南语译本。卢戆章对传教士们采用的正字法进行了简化，编纂了一系列切音字教科书，如《一目了然初阶》（1892）、《新字初阶》（1893）、《天下第一切音新字》（1895）。这些教科书激发了切音字运动的生产力，一大批汉字拼音化方案随之涌现，包括吴稚晖的“豆芽字母”、蔡锡勇的《传音快字》（1896）、力捷三的《闽腔快字》（1896）、王炳耀的《拼音字谱》（1897）以及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等。但这些早期教科书都未能大规模传播，影响有限，直到王照的《官线）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1905）。

　　清末拼音方案林林总总，有的取用速记法，也有用日文假名，当然也有拉罗字母，但必须重申的是，尽管所有方案都表达了对汉字言文不符的不满，但鲜见对汉字统治的正面挑战。卢戆章在《一目了然初阶》里的表达相当接近后来以拉罗字母代替汉字的主张，但也并未提出废汉字的口号。即便是1910年严复代表资政院提出为切音字运动“正名”，要求改切音字为“音标”的报告书也并未主张废汉字。最接近后来汉字诉求的要数远在巴黎的《新世纪》同仁，主张同时废除汉字汉语，代之以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但清季的激进主张，直到民初都未真正撼动汉字的合法性，万国新语一派的主张与其说是彰显现代语音中心主义的威慑力，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字和语言缺乏普遍性的双重焦虑。

　　对《新世纪》激进主张提出最严正反对的当数章太炎。值得玩味的是，章太炎一面捍卫汉字，一面追求古音，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介绍自己基于“古文篆籀”的切音方案，最终成为民初读音统一会审定的注音字母方案（注音符号）的基础，于1913年正式通过。所谓注音符号，顾名思义是要为汉字注音，进入新时代的汉字俨然安全无虞，切音运动至此画上句点。然而，切音并不是汉字拼音化的终曲，汉字正要拉开序幕。

　　本书选择在清季文字改革之后开始，意欲彰显的是的语音中心主义转向与20世纪前的中国拼音化运动的核心区别。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汉字作为工具的存废，更重要的是如何评价基于汉字生长出来的文本、文化与知识论。进入20世纪，对汉字的敌意与日俱增，任何与汉字相关的学问与传统，从韵学到考证学，从儒家经典到格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