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黎里镇北杨墅村光裕堂金家，世代耕耘，清末日渐崛起，走出了好几位名人，诸如孙中山誉为“是医国手”的金诵盘，当选“国大代表”的金廼挥等。金家这一支，将有《金家弄光裕堂金氏》另作记述。金家还有“中金家弄”一支，也是金氏光裕堂后裔，可惜没能找到记载，资料缺失，二者的世系大体可以确定，具体脉络尚不清晰。姑且单立附记，以待确定。

　　著名作家金宇澄，祖籍黎里，属于中金家弄金氏后裔，他作有《回望 》一书，回忆金家历史：“据我祖母说，金家是明代被抄，一大家子逃难，其中一支逃到了附近的杨墅，多年后枝繁叶茂，筑起江南人称的墙门庄，然后是突然一场大火，又迁往了黎里镇，同时迁入的是金家另一分支，出过一位孙中山、蒋介石的私人医生金诵盘（曾多次给我祖母看病）是我祖父的堂弟，其子金定国与蒋经国结拜为兄弟，多年前被海内外媒体集中报道，热过一阵子。”（《回望》32页）

　　这里的“杨墅”，《回望》又作“杨墅兆村”，说位于震泽、南浔之间，金家祖墓就在那里。1937年金宇澄父亲金大鹏在震泽读高中，专程步行寻根，找到过祖坟地基，还看到附近的“金氏宗祠”，那块匾额是于右任题写的。

　　上述回忆的杨墅、杨墅兆村，经调查应当是在黎里。黎里杨墅光裕堂金氏，明代从南浔、震泽之间某村迁居而来，定居在黎里镇北杨墅村，又名杨墅浜。由明入清，家道逐渐殷实，人丁日益兴旺。光绪年间，光裕堂一场大火，金宇澄祖上迁居黎里镇。“同时迁入的是金家另一分支”，这个分支就是金苍柏及其金诵盘等三子。年间，金苍柏兄长金梅卿三个儿子也移居镇上。黎里镇上岸平楼街有金家弄，下岸镇中心有中金家弄。黎里弄堂取名，最多的以姓氏命名，金家弄就是，假如二条以上姓氏相同，前面就冠以东南西北中的方位以区分，这就是中金家弄的来由了，而且凭弄堂名字可以基本判定二者出现的时间先后。

　　《回望》：“迁来黎里镇前，我太祖父一直无所事事，嗜好鸦片，嗜赌，不久就去世了。我太祖母带着三个孩子，花一千多两银子买下了黎里镇中金家弄房子，作为寡妇，在当时是十分招摇显眼之举。入住后，太祖母着手翻新这座旧宅的第二进房屋，包括弄堂旁长长的一排裱有字画的宫窗。以后，也即我祖父五岁时的某个深夜，一伙强人夺门而入，了太祖母，将家中所有的金银洗劫一空。所幸她还留有窖银，待到几个佣人挖出了装元宝的地缸，却发现缸里全部是赤链蛇 ，太祖母立刻哭了，她知道，金家要败了。”（《回望》32页）

　　上文说的太祖父，按照辈份算的话，属于金宇澄曾祖父，后辈没能记住他的名字，曾祖母同样没有留下姓名。曾祖母是从杨墅移居黎里镇的第一代，苦心带大儿子九龄、鹤年和女儿，这是金氏迁居黎里镇的第二代。

　　曾祖父去世时至多三十出头，曾祖母谢世时也不到四十岁。当时九龄17岁，在苏州东吴大学读预科，早年同镇上第八大姓蔡家女儿月座订过亲，由族长出面做主，金家向蔡家借两千银元，举办了婚礼。蔡月座过门时也只17岁，贤惠能干，不久她为小姑订亲，嫁给苏州带城桥下塘的袁诗亭，袁诗亭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几年后，又为小叔鹤年迎娶黎里汪家小姐。金家族长再次出面，为九龄、鹤年两兄弟分了家，一千亩田地一分为二，中金家弄宅子也一分为二。九龄与月座，育有一子二女，这是金氏第三代，儿子名大鹏，下文有小传，长女金惠玲，送给苏州沈家，改名沈蕴玉。次女金惠珍，17岁出嫁到苏州，婚后曾在苏州景海和惠灵中学读书，后来搬家上海。金大鹏育有金芒、金宇澄、金小冬二子一女，属金氏，金宇澄下文有传。再说金鹤年，嫂子月座筹措经费安排他赴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学法，同时他精通日文，抗战前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任检察官，后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创办律师事务所，成为知名律师，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世，有子维诚，有孙中逵（桃花坞修路拆迁移居同里）更有重孙学澄，已经传至第五代，可惜近年失去联系。

　　金大鹏（1919—2013），生于黎里镇，少年时居住在黎里下岸中金家弄，黎里读高小，苏州读初中，先后在震泽育英中学和嘉兴秀州中学读高中。1938年到上海，参加地下党，从事情报工作，被日伪判刑七年。新中国成立，担任上海总工会调查研究室任副主任、上海市总工会 办公室任副主任，因受“潘杨案”牵连，判刑入狱，“”中又受到不公正待遇。不过，金大鹏历尽磨难，不改初心。1979年平反，1983年享受离休待遇，继续发挥余热。

　　1926年，7岁的金大鹏前往庙桥弄小学读书，大鹏读书聪明，与同学关系融洽。三年级时，他受《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影响，决定和两个最为投缘的同学结拜兄弟。那天，大鹏让母亲搬个方凳放在天井里，三个人点上香烛，向天祝拜磕头。一位结义兄弟送给大鹏一只飞镖，铁钉打成的，大鹏找一块红绸系在铁镖尾巴上。放学后三兄弟从学校后门穿出，走进田野，掏出飞镖练习起来。那时大鹏觉得社会不平，贫富悬殊，他崇拜武艺高强的侠客，说有朝一日也要杀富济贫，除尽恶霸，为穷人出口恶气。

　　1932年，金大鹏高小毕业到苏州读中学。三年初中，大鹏尝到了贫寒人家的苦涩。每当新学期开学，父亲总要去苏州，求姑丈接济，母亲则变卖细软。一次母亲从箱子里翻出两朵发黄的珠花，一件父亲的狐皮袍子，包成一个包袱，请镇上一个叫万隆的老裁缝，从后门拿走，去当铺里当几个钱，勉强凑够学费。三年初中读下来，逼迫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大鹏隐隐感觉迟早有一天会进不学校大门。

　　1935年夏大鹏初中毕业，回到吴江考入震泽育英中学读高中，这时父母没有能力筹措学费。正式离开育英，是学校点燃了一根导火索。1936年元旦，学校开会庆祝，学生会主席上台致词，说了学校许多好话，感谢学校的新年大会餐。大鹏听了非常不满，跳上台激昂慷慨大唱了一通反调，国难当头，搞什么庆祝，应当把会餐钱款，全部捐献给抗日前线将士……校长听了勃然大怒。这，大鹏早有预料，他毫不在乎，平静退席。当晚全校师生食堂会餐，他独自一人来到河边，大有效仿屈原行吟江畔的义愤。期末拿到成绩单，一向品行端正的金大鹏，品德一栏被评为“乙下”。他于是决定转学嘉兴秀州中学。秀州中学是教办的，全部招收男生，家境困难的学生学费可以全免。大鹏是寄宿生，学杂费外，膳食费是必须的，一个学期至少也得几十大洋，好就好在学校可以工读，每天放学，到学校事务处刻讲义印蜡纸，能够免除学费、杂费。对大鹏来说这真是个福音，由于秀州中学不收插班生，为了继续读书，大鹏再读高一。

　　1936年，多灾多难的中国面临危急的生死关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同学们前往图书馆看报的越来越多，大鹏是图书馆常客，当时纸报上满是国家柔弱被日欺辱的消息，读着读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油然而生。每日出操，学生们齐声高唱岳飞的《满江红》，唱到“壮土饥餐胡房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时，个个慷慨激昂，热血沸腾。

　　1937年4月，浙江全省大学一年级和高中一年级学生需要集中接受军训三个月，不去军训，不予毕业。秀州中学高一年级全体学生登上火车去杭州受训。大家脱下了黄卡其校服，穿上灰布军装，套上布袜，布袜外面再套苎麻编结的麻鞋。每人发了枪和刺刀，真刀啊，每人还发一条灰布带，只不过里面没有而已。

　　每天清早四点半，大家睡意正浓，猛听得一阵起床号声，营房鸽笼里立即喧腾起来。必须全副武装，背包、水壶、腰带、刺刀，还有最难缠的绑腿，集中列队、升旗、跑步，早餐后又是出操，节目排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杭州是只火炉，五月的太阳就有大伏天的热浪，大家在火球下不断重复操练基本动作，尤其是立正姿势，一遍遍按照操典要领，站十分钟、二十分钟……时不时有人昏晕倒地。大鹏终于不能幸免，一阵天昏地暗，胸口发闷，口腔苦涩，想吐又吐不出，嘴里淌出丝丝涎水，脚跟开始发麻，由轻而重针扎般刺痛，脚掌象踏在棉花上，站立不稳，头部发昏，心里清醒，还是站不住，“蓬”的一声，保持立正姿势连枪一起倒下了。整个军训操练，大鹏晕倒了两次。

　　军训最激荡人心的事，莫过于“打野外”了。全中队一百来号人从南星桥出发到郊外演习，值星官率领下，背起、挂着刺刀、水壶、公文袋、带，收紧小皮带，一声“枪上肩，便步走!”大家齐步走出营门。同年6月初，日本近卫文磨出任首相组阁，外相广田发表强硬的侵华演说。学生们在行军中一再高唱岳飞《满江红》、聂耳田汉的《毕业歌》，还有主题鲜明的《义勇军进行曲》。

　　杭州气温逐日升高，连日新闻报道日本对我国施加压力的消息。1937年7月7日午休时，大鹏到东部图书馆看杂志，大营盘静悄悄的，诺大的操场烈日当空，只有知了在嘶啦嘶啦的呱噪。突然听到街上报童高叫“号外!号外!”。隔着矮墙木栅，大鹏买来一份报纸，上面赫然印着醒目的黑体特大标题——日军炮轰宛平守军!卢沟桥战事爆发了，打仗了！

　　卢沟桥抗战爆发，当天下午全体学生紧急集合，当局宣布军训结束，回归学校，第二天学生乘火车到嘉兴，校方宣布放假。大鹏乘苏嘉班火车（苏州到嘉兴的铁路，沦陷后被日军拆除）到平望，再雇乘小船回黎。大鹏穿着校服，戴着，急冲冲赶到家里。母亲见了惊喜交加，父亲听得消息，从茶馆里赶回，加上妹妹，一家四口好不容易在战火中团圆了。

　　多年后大鹏回忆军训锻炼，深有体会：“军训使我离开课堂，渡过了短期的军营生活，每日扛枪出操，宿处野营，在酷日和风雨中长途行军，让我初步接触到了现实社会，得到了生活地磨练，这对我以后离开家庭，在农村中拿起枪来，走上抗日的道路，也算是提前的实验。”（吴江作家协会2012年第二期《吴江文学特刊》金大鹏《黎里—苏州—嘉兴—杭州》23页）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飞机经常在黎里上空盘旋，空气里火药味日益浓烈，11月12日，吴江沦陷，大鹏全家逃到乡下祖居杨墅村避难。

　　芦沟桥的炮声，结束了大鹏清贫的学生时代，开始涉足艰苦的社会大学。 杭州回来，大鹏宅在家里，继续阅读唐宋名篇。可是心中疑团太多，家庭困难，前途迷茫，国难当头，贫富悬殊，污吏横行霸道，这么多的社会不公现象，何时到头？全国爆发抗日救国，却叫嚣安内攘外……身处小镇，找谁去谈？找谁解答心中难题呢？

　　一天，突然一个20多岁凌姓青年来访，说镇上将要组织“抗敌后援会”，本镇旅外学生会定于明日庙桥弄小学开会，通知大鹏出席。第二天，大鹏与20来位学生到场，其中有周颂文，上海复旦中学数学教师；另一位丁汝铮，上海大同中学数学教师。周颂文是镇上知名人物，人们背地里叫他“党”。周在复旦求学时，参加了党领导的，一次上海学生丽都戏院集会，他被逮捕，后来请柳亚子保释出来。也算是有缘，诸多同学，周颂文对大鹏独有好感。接下来，周颂文带领十多个学生每天去大庙（全真道院）写壁报，报道从上海新闻报、申报上摘抄的抗战新闻，张贴到东西两爿典当的墙上。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邮路中断，周颂文搞来一台收音机，让大家收听新闻记录报道。一段时间之后，周又主张办油印《救亡周刊》，宣传抗日，大家一致同意，确定由金大鹏和杨赞珠二人负责写稿编排。《救亡周刊》是很“左”的刊物，在黎里既新鲜又轰动，刊物一出就有人公开发卖。金大鹏同周颂文密切交往，颇为引人注目，好多人说金大鹏被周“”了，还说周是个危险分子，接近了会惹上麻烦的。大鹏认为“”是英雄的同义词，心中巴不得早点被“”。

　　被日伪判刑 短短四个月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