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资深出版人、作家龚曙光时隔5年带来散文新作《样范》。提及龚曙光，出版同行并不陌生。他是《潇湘晨报》创办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2010年10月28日，龚曙光在上交所挥槌敲响中南传媒上市的锣声，中南传媒成为我国第一支全产业链整体上市的出版传媒股。担任一家出版集团“掌舵者”十余年，可以说，龚曙光一直是出版发展大潮中的在场者、弄潮儿。

　　《样范》是龚曙光的第三部散文集。书中，他以生动的故事和朴素的笔法，从个人交往视角回溯了与韩少功、张炜、黄永玉、锺叔河、唐浩明、残雪等十几位文坛名家交往的点滴，致敬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湖湘样范乃至时代风尚。

　　龚曙光的前两部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分别出版于2018、2019年。当时，谈及创作初衷及身份转换，他曾表示，在纯粹的写作之外，想通过亲历个人作品的出版，站在作者的角度体验和反思自己所在的出版行业。

　　5年过去，这种体验和反思得出了哪些结论？“退休”也是一次转岗，对于当前出版行业的诸多焦点问题和同行们面临的困惑，立足新视角，他有何看法？在龚曙光因新书首发式来京的当天，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采访了这位履历丰富的“前辈”。

　　与许多出版同行一毕业就入行不同，龚曙光的身份标签有很多：作家、评论家、出版家、媒体人、企业家。

　　从担任大学老师到历任湖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第一副主任兼《理论与创作》杂志执行主编、湖南省文联办公室主任、湖南通程国际大酒店执行总经理，再到创办《潇湘晨报》、担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丰富的从业经历让龚曙光更注重“跳出”出版行业来看出版。

　　他强调，出版说到底是个“小行业”“慢活计”，当了作家对这种本质体会更深。“从我做出版到离开不做出版，这些年社会在发展、行业也在发展，回过头来想一想，任何一个行当这样上千年或者几百年、几十年一步步走来，行业的有些本性不是技术或者说一般性技术能够彻底毁坏或替代的。”

　　出版是个“小行业”。不可否认，尽管关系教育大计和国民知识素养提升，但从功能和容量等方面看，出版行业并非关乎“衣食住行”等国计民生刚需的大行业。龚曙光认为，如果脱离社会整体的环境和生态去谋划行业发展，很难走远。目前，我国每年出版图书近50万种。这个数量供大于求带来的问题显现已经很明显。

　　“任何东西供大于求，都会不值钱、跌价。很多人认为书便宜了，大家就会读书，这恐怕是思维的一个向度。另一个向度是，一种东西满大街都是时，人们反倒不在意，甚至连它的功用都不被当一回事了。”

　　为了把书卖出去，各渠道图书折扣不断压低，出版机构不得不“绞尽脑汁”变换卖书方式、寻求出路：从线下渠道花式推广到平台电商资源位争夺、自营渠道构建拼“家底”、直播短视频带货考验综合实力。然而现实是，图书市场下行趋势难以扭转，行业“马太效应”加剧、零和竞争模式下渠道疲软，短视频电商流量“见顶”，下一个流量高地难寻。

　　中金易云2024上半年图书市场报告显示，上半年整体图书销售市场码洋较2023年同比下降14.80%，短视频电商渠道码洋增幅仅18.63%（2023年增幅为51.27%，2024年一季度增幅33.28%）。北京开卷数据最新市场报告则显示，2024上半年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同比下降6.20%，短视频电商渠道码洋同比增长18.34%，其他渠道码洋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出版量很大、收益未必很大，甚至有些出版机构连成本都包不住”。龚曙光认为，片面追求出版量和规模所带来的行业“内卷”，背离了出版是个“小行业”的本质。当下，行业“内卷”带来的负面效应已不容小觑：内容创新乏力、同质化严重、渠道话语权大于出版链条上游的作者和出版方，流量书大行其道，从业者信心丧失，等等。

　　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粗放式发展的出版行业，追求短期繁荣大于长期价值的案例不在少数，各种形式的“泡沫”挤压优质产品的市场空间，“内容为王”向“渠道为王”“营销为王”倾斜，裹挟其中的出版机构艰难“求生”。出版精品化显然还有空间。

　　出版是个“慢活计”。互联网带给人类的最大改变是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阻隔，让各环节“加速”。然而，图书等文化类、精神类产品，其生产和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龚曙光强调，这是该类产品生产传播需要的“硬环节”。“一个文化产品的诞生，一定要保证它的时间周期，像种一季稻子、西瓜，需要多少天的光照，必须保证。光照时间短了、生长周期短了，稻子或西瓜的质量就不行。”

　　优质内容的生产需要给予充足的创造和打磨时间。然而当下，艺术创作的时间节奏被互联网节奏深度影响并压缩。出版社给予作家构思写作以及修改提升的周期也大大压缩。公版书、编著书充斥市场，图书创作出版周期从按年压缩到按月甚至按天计算。优质内容的生产“10月怀胎，8个月就得进恒温箱。何况很多作品10月怀胎还远远不够”。

　　龚曙光以自己的创作举例，即便写一篇1万字左右的散文仅需2～3天，但有时修改甚至会超过20遍，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样范》中写作家何立伟的篇章，从写完成型发给何立伟本人阅读，到这篇文章改定发布，龚曙光用了整整一年时间。

　　内容产品的传播需要期待创造与满足的过程。现实是，信息传播迅速、物流便捷的当下，读者从看到图书信息产生期待到下单购买，再到拿到手周期“太短了”。“好的艺术作品不应该是快消品”。龚曙光提到，当下的销售模式中，即便大咖作家花费心血写的作品，读者接受的过程也是快消化的。“就像木心的《从前慢》受到大众喜爱，很多人是喜爱‘从前慢’三个字代表的心态。”大家愈来愈意识到有些东西是需要“慢”的。“慢下来”的过程中，读者的关注和期待反而增强，体验感也会提升。

　　小红书等平台上，一些出版机构尝试在图书打磨阶段，就“公开”过程让读者“监工”，显然也是试图构建创造期待、满足期待的过程。龚曙光认为，就文学作品的接受方式而言，“约定”比毫无关系情况下的“邂逅”效果要好。“比如，得知某位作家在写一部长篇，计划要3年，我们开始有期待。可能中间打磨需要更多时间，期待值会上升，最后拿到书会更尊重成果，阅读时会更投入，阅读体验就会更好。而作家在网络发布长篇，我们刷到可能只凭前面几句话判断，感觉对才会往下读，不对就放弃了。”

　　最近几年，“出版业到了最艰难时刻”的说法不断出现，然而往往现实是下一年“更难”。不同维度的行业监测数据共同指向图书市场下行的“结论”，诉苦、吐槽成出版人参加行业会议、书展热聊的“基调”。

　　《我国图书编辑队伍建设与管理调研报告》对全国69家出版社的2923名编辑的调研结果显示，超过85%的编辑认为自己出现过职业倦怠，已成为目前编辑职业发展的普遍问题。无论行业整体还是从业者状态都显得有点“丧”。对此，龚曙光坦言，“丧”是正常的，并且这种状态短期不会改变。

　　一方面，技术革新速度提高，带来应对的疲惫和焦虑。“近30年，新技术密集介入并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从互联网出现到当下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革新速度提高了10倍甚至不止，且都是性技术，直接改变人类的传统生活秩序和逻辑。”过去“一招鲜吃遍天”，手艺活代代传承。现在技术加速，导致我们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速。当我们还未适应并完全掌握一种新技术，又一个新的技术已经出现，目不暇接，难以从容应对，自然会有疲惫和焦虑感。“现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三四十年，好多人觉得望不到头。”

　　另一方面，未来已来，是否及何时被AI取代是管理理念的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对人力的辅助、对人力的替代、对人力的主宰。龚曙光表示，我们目前处于第一阶段，正要进入第二阶段。“无论出版还是其他行业也好，被淘汰已经不是遥远的忧虑和未来状态。这种性改变，我们无法预测。”

　　目前，大模型能够轻易解决一般性的文案、设计工作，脑机芯片已经在研究、实验阶段。“假如人类未来采用脑机学习，不需要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不再需要阅读而是直接脑机输入，出版还存不存在？”显然，这已经不是科学冥想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可能性。

　　此外，图书市场生态被破坏，也是导致这种“丧”的直接因素。“过去有说法，出一本好书、出版社是‘老大’，出一本烂书、新华书店是‘老大’，现在出什么书，都当不了‘老大’，这让很多上游从业者感到身心疲惫，再幸运再努力，最后结果还是要寄望于人，自己无法把握。”图书供给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也能直观体现当前市场生态存在的问题。龚曙光解释，过去由供给到市场，后来由供给与市场协调，到现在由市场向供给挤压，最后形成供给跟市场的断裂，导致现在即使按照传统出版模型、流程、管理模式去走，现实焦虑也在增加。

　　正常渠道环境下，找到好作家产出好作品，编辑发行等从业者从专业角度能判断作品好坏、估算销量。后来，从业者都把目光聚焦在董宇辉身上，寄望于董宇辉来“宠幸”自己的产品，并不断寻找下一个“董宇辉”。“董宇辉”推荐的书就是好书吗？靠这种模式卖出去的书被读了吗？“董宇辉”能影响的是目标读者吗？这些是存疑的，龚曙光希望大家冷静思考。“一年几十万册的图书品种数，肯定不可能靠董宇辉一个人卖。”

　　2009年，中南传媒上市前一年，在坚信“内容为王”信仰的同时，龚曙光曾表示出版业进入“资本为王”的时代。

　　后来这些年，“内容为王”向“渠道为王”“流量为王”倾斜，出版机构在与资本、渠道的博弈中往往很难掌握主动权。当下及未来的出版业，到底什么为“王”？这个问题也成为众多从业者的困惑。

　　对此，龚曙光觉得应该分两个维度看。一个维度是将出版业置于社会的开放体系中。那么，出版是服务性行业，是“小行业”，很难去影响资本、资源和科技，肯定拿不到主动权。“出版行业服务的人类生活的需求，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不大。”资本、资源和科技等相关要素会影响出版，但出版业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很难影响它们。服务性行业不可能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主流要素。“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出版主宰过资本、资源和科技这些要素，今天也不例外。”

　　另一个维度就是将出版放在封闭空间里。“我们过去谈‘什么为王’这些，表面上视野是打开的，实际上是给出版业画了一个框再来谈，是在一个小空间里来谈的。”在他看来，这种谈论没有多少意义，更像从业者的“自说自话”，而不是与社会的对话。

　　至于现在及未来什么为“王”，出版还能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想象持续，龚曙光认为，10年左右的时间会见分晓。“未来肯定是科技为‘王’，资本为不了‘王’，资源也不行。大数据、大模型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出版社掌握多少作者可能都不顶用。”

　　他认为，未来，阅读最大的作用将不是知识积累，而是对个人生命的唤醒。某些意义上，读书是在唤醒人的某些潜能，在阅读中发现自己的潜能，让自己变得更“完美”。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医生不需要阅读大量专业知识和病例，便能借助人工智能为病人找到用药、手术等治疗方案；律师不用阅读法律条文和案例，就能靠人工智能找到辩护思路和相关规定。人类读书的功用和作用会被颠覆和改变。

　　“未来只有两种人不可能被AI替代的，‘天才’和具有‘驯兽’本领的人。”龚曙光表示，人工智能与人类最终是工具还是主人的关系，谁说了都不算。在人工智能与人类是辅助或在有限空间替代的关系前提下，我们可以争取成为两种人。一种是“天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天才”的定义也会越来越窄：必须大脑思维结构优于大部分人类思维模型，拥有人工智能达不到的优势。另一种就是在专业领域尽可能做到最好，能在专业领域当“驯兽师”的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将人工智能当猛兽去“喂养”、训练，最终让其为我们服务。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也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做到的。

　　前段时间，出版机构与京东关于6·18大促图书折扣的矛盾引发业内外关注。图书折扣利润持续走低，是行业痛点。但与之相对的，社交平台上读者的评论和出版人的态度截然相反。读者不理解出版机构的做法，并且觉得书还是很贵。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供需永远是矛盾的关系，在特定的点上会形成平衡。显然，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与供需平衡形成了冲突。老百姓被电商的折扣、薄利“喂养”多年，自然不会对其中某个行业宽容。但现在最可怕的是，互联网导致我们某些成本的降低，但同时也极大地挤压了一些服务性行业的利润。

　　过去，出版业的行业利润相对较高，现在受到挤压，这是整个互联网销售渠道打通后的一种倒逼。如果我们把出版行业当做服务性行业，这种倒逼带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老百姓认为书卖得贵，这种情绪可以理解。如果我们认为出版行业是创造性行业，利润被倒逼挤压，对行业显然是不利的。黄永玉的画卖高价，我们觉得合理，莫言、残雪等作家的小说为什么要贱卖？涉及人类文明的创造，是整个社会都看重的标志。

　　我们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在这个时代达到一定高度，那么对于精神产品的创造就要给予一定保护。国家需要出面干预，避免过激的“内卷”式价格战。当然，单凭一家出版公司甚至几十家出版社与渠道的博弈，很难有实效，可能全国所有的出版集团联合起来，会有一定效果。

　　近几年，大畅销书越来越少。稍微有畅销一点的产品，市场上就会出现众多相似品，流行一阵很快消失。怎么看待这种短期利益追求和长期内容品质坚持的矛盾？

　　这种现象一直有。当年鲁迅、沈从文，也有模仿者。至于模不模仿得了，是另外一回事。即便回溯到80年代也是这样，哪本书畅销，更多编辑就看到市场对这类书有需求，这是商业的一个基本逻辑，不会改变。

　　至于畅销书越来越少没风可跟，那就没办法。第一，现在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疲软，或者说没那么容易兴奋。读者不跟风，出版社就很难跟风。现在跟风的只有互联网，互联网话题有了个流量马上就跟。但实际上文学、学术话题，跟风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第二，我们现在创造的作品被话题化，一本书对人整体的影响力很难形成。任何东西被话题化后，以偏概全，都会中庸。话题和作品一一对照时，往往读者会失望。这样普遍的失望感，导致好作品被淹没、曲解，反倒会让他们形不成真正的热点并被关注。

　　第三，解说的人太多。现在不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是否喜欢一本书，而是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引导，都是主播、达人等在讲哪本书好、适合谁读。这种引导有时往往是误导。现在的热点是中间环节而不是产品，这是核心问题。读者不是跟着作家走，崇拜的是介绍书的人，而不是写书的人。

　　当一个社会把对于图书、作品的评价交给一个人时，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热点产品。现在的销售模式甚至会“消灭”真正的好产品，因为当下不是自然形成的热点，是人为制造的热点。所谓的热点产品，不是被读者投票投出来的，是被流量引导出来的。过去的热点产品、热门图书，都是依靠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当年虽然也有批评家，批评家只影响文学圈子里的人，不能影响普通读者。读者口耳相传，才能形成真正的热点，让好作品被看见。

　　这种状态也不会改变。互联网会通过两种不同的淘汰模式淘汰一些东西，对有的东西是顺淘汰，有的东西是逆淘汰。

　　鲁迅先生讲得好，“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也可能哪个出版社真的“火”了，又是第二个“董宇辉”，互联网的商业逻辑就是这样。

　　我们讲的降本增效是指企业的平均利润不变、指企业职工的收益不变，再来降。降本包含几个要素，首先，降作家版税，作家不干。除了少数的作家稿酬还过得去，大量作家的稿酬养活不了自己。其次，纸张没有再降的空间。全世界都禁止砍伐森林或者部分禁止，中国现在是木浆进口国，伴随着欧美周期性的木浆紧张，加上中国的造纸环保成本越来越高，出版社没有主动权，这部分也降不了。再次，销售成本越来越高，但不是出版企业可以降得了的。最后，只剩下职工人力成本和一些办公的硬性成本，稿源成本、电费等等，最终也只有用AI替代几个文字编辑或文案、设计人员，就这么点可能性。

　　我还是认为出版行业的编辑等从业者要找准自己的方向去钻研，只要出版不死就会有饭吃。然后，要加快学习人工智能，给自己赋能。此外，要专注。干哪个行业和门类，要尽可能钻进去，越窄越好。未来，通才都是大模型，要钻成专家才有竞争力。相关知识和能力只要有前人经验，大模型就具备了。因此，要钻到自己知道的东西，人工智能没训练过。要你有的这个东西大模型都不知道。当然，达到这种程度，也需要定力。

　　首先，谦虚点说，我不能说自己是出版专家，我对出版的理解可能不如很多人。我带领过一个出版集团，有很多成功经验，要写几本书，当然也有东西写，但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属于专家的价值，我不敢说。我也不能说市面上出版家们的作品，都一定达到了出版专家的高度，至少我自认为达不到。我所谓的经验，和中国一流的出版家的水平去比，不一定达得到。

　　其次，虽然我干出版的时间不短，但我干过的行业很多，也不把所谓的行业经验认为很重要。现在很多学一毕业到出版社，从基层慢慢做到社长甚至集团高管。因为没干过别的工作，可能觉得自己的行业和工作特别“值钱”，我确实不认为，哪个工作对别的行业来讲是特别“值钱”的，最多只对本行业有一些价值。出版是个“小行当”，行业价值也有限。

　　此外，过去我的管理经验，在商务印书馆出过60万字的演讲集，反响还不错。其中包括我对一个出版集团运行实打实的思考，是企业一把手的管理实务，经验和教训也在这本书里。当然，想再做还能编同样厚的一本甚至更多，但我也犹豫，因为怀疑它的价值，所以没有去做经验的记录者。

　　同时，我觉得自己是够格的作家。我所写的生活、人物、景物以及文化和背后的理性思考，肯定是有模有样的。目前，这三册散文集的销售情况都不错，说明我的作品还是受认可的。

　　这个词是个古汉语词汇。在南方有很多使用率较高的古汉语词汇，最后普通话成型时没有吸纳到白话文中。像金宇澄的小说《繁花》里也有很多南方方言中的常用词，白话中没有。“样范”比较典型。

　　这个词我当时选的时候，也考虑过大家懂不懂。但其实一看这两个字，大家就知道意思或者意义区间，不会产生很大歧义。虽然北方人日常交流中不使用，但也会知道，与模范、样板是近义词或者同义词，不会有太大的接受和传播障碍。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样范》刚上市一周，“样范”一词就成某排行榜上排第一的热词。实际上，白话文是个开放体系，从最早明清白话发展到五四时期的白话，再到今天，不断在吸纳两个方面的词汇：一是生活中既定的、传统词汇中留存在生活中并且使用率很高的词。二是新生活创造的新语汇，包括一些舶来词。可以说，这本书把“样范”变成热词，变成了普通话中未来使用率也会比较高的词。

　　数量上其实没什么特别考虑，只是说这些朋友入选，符合我的一个基本标准。这些年，在我的考量体系里写的这么多位，差不多正好一本书的规模。如果再等一两年，可能还能再写两三位，但自己觉得再往下写，能写的人也不多了。

　　因为这些人都是和我的生活有长久的交集，基本青年时代就认识、交往的人，而不是说现在为了写谁去采访。这也是该书最大的特点，我交际中的这些人，我认为必须写，且只有我能写。两种情况有很大不同。如果其中某位作家出本新书，我去采访写篇稿子，属于文学评论而不是散文，这是两个不同的写作方式。

　　实际上，除了写的这些，我青年时代就接触并成名家，在自己的行当里取得不可抹杀的成就的人，能写的确实不多了。符合“标准”的估计也就30来人。有些朋友可能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不适合写。

　　此前活动上，作为被写主角之一，何立伟给出较高评价说你“写谁就是写谁的文章里最好的”。如此高的评价，有赖于怎样的写作方法和角度？

　　毫无疑问，我写的这些人都不断被写。何立伟、韩少功、残雪等，都被写过无数遍。我还要写，肯定心中有自己要写的理由。首先是整体上我认为他们看到的可能和我看到的某某人不一样。其次是交际方式可能也不一样。很多人是一种传媒式写法，为了某件事或为了扩大某个人影响力的专题采访写作，和我的定位不一样。

　　我写这些人有几个定位：一是必须是我的朋友，要有一定量的交往，这个量包括认识或相处的时间。二是要有一定的交往频次。三是要有一些独特角度和独特评价。虽然何立伟的评价有为我“站台”的因素，但鉴于身份，他肯定不会无凭据得出结论。目前就被写的人和读者的评价来看，反响都不错。这些文章在网上的阅读量少的上百万、多的上千万，接受程度和传播率较高。

　　至于为什么我敢写，写出来的东西能得到认可，可能得益于我是一个既关注生活细节又对生活有较好感悟力和表达力的人，同时我早年也是文学评论出身。往往作家、艺术家的写作更重视细节和感觉，可能会忽略对作品和艺术成就的理性思维，而评论家虽然也会论人，但更多是论作品，并且论述写作不是对一个人生命状态的把握和生活形态的关注。《样范》里这些文章基本上四六开，60%左右是对这个人生活形态、生命状态的记录和描写，40%是对其作品的领悟、归纳和提升。

　　我有两栖身份，可以完全不写文学理论，纯粹从作家角度写人，也可以把作家身份“扔掉”，从评论家角度论述。恰恰现在的写作对象可以让我把这两种身份糅合起来，既写人也写作品，把人与作品完全打通，最后对他们的生命状态及其创造的艺术世界，甚至将他们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一体化地来解释。目前来看，这些文章在这种相对独特的视角和写法中，得到了认同。

　　我不纠结。第一，我打算写这些人，说明他们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很重。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写别人，哪怕仅仅作为写作对象而不是朋友，也证明我很看重。文章写出来，这些人主观意愿上也不会对我有不好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是为了博眼球、蹭流量，会认可我这是善意的行为。我是怀着对他们做人和艺术成就的很高敬意来写的。

　　第二，任何人来写都会有自己的局限性和视觉盲区。尤其是写黄永玉、锺叔河等“大家”，任何人去写都是“瞎子摸象”。我相信我的出发点和角度，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第三，这些人是我的朋友，虽然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成就比我高甚至远高于我，但我的写作既不仰视也不俯视。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的话，谁都是我的批评对象，所以我不可能带着粉丝看偶像的视角和情感来写他们。我写的是我们的交往，文必有据，不会把其中的一些东西去扩大或改变。

　　我写的这些人，他们的作品、做人可能也有某些方面的缺点，我在对每个人的评价中还是有自己态度的。但因为写作意图是善意的，即使他们不一定都认同我写的内容，也不会有多大的意见。我眼中的某某，我是这么看的，就这么写了。

　　我希望写出来的东西对这个人来讲，在未来是亲历性的记录，具有一定史料意义。这就像我们今天通过一些二手信息了解五四时代的“大家”。比如，从胡适之的日记里看鲁迅，或者从鲁迅的日记看胡适之。他们那时的形式是日记，但日记有时会比较情绪化，因为不需要对公众负责。我所写的这种文体，自己要负责，被写者也认同，除了给当下的读者看，希望为50年、100年之后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大家”提供多一份的便利。对我来讲，我更关注未来的无穷尽的读者，希望这些文章帮助一代又一代读者了解他们。因为被写的人，都是要在文学史艺术史上留名的，是未来文学史艺术史绕不过去的人。

　　我做文学理论出身，对作家的成长有自己的认识。大多数作家，第一本书毫无疑问会拼尽全力。将所有的生活积累和审美情愫、天赋才华压在一本书上，希望这本书能被看见同时也成就自己。当然，这是一般作家走的路，伟大的作家生活储备丰富、艺术天分较高，可能不会出现一种情况：一部书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写到，将各种才华都展示。等再写时，某种意义上或轻或重都会带有一定重复性。

　　我开始文学创作时，对哪本书写什么就有清晰规划。在人文社出的这三部散文集，对我生活储备的划分非常清晰。我在每本书更多表现我哪方面的才华，也有清晰地认识。所以每本书之间很少有题材上的雷同。这三部，我叫它们“逆行三部曲”。绝大多数散文作家，都是事情发生后，有了足够的时间距离，才开始写作，视野基本是回望的。偶尔也有散文作家面对未来抒情，但非常少，且基本更接近于诗歌。散文作家写的东西必须是亲历的，他的生活、人生经历，不可以虚构。亲历性是散文的本质，决定了散文写作都是回望的。所谓的回望，实际上就是从今天这样一个立足点往后走，所以我把它叫做“逆行”。

　　《日子疯长》是对我生命来路的一次“逆行”，即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从哪里来？这本书围绕我的家庭、生活历程一直写到我当知青、进大学任教之前，涵盖我的童年、少年和一部分青年时代。《满世界》写的是国外的自然风物、人文历史，可以被认为是对文明来路的一次“逆行”。这本书主题会更大一点，内容涉及欧洲、亚洲、美洲不同的地区，涉及不同民族、宗教、国家，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起点和路径上，最终如何走向人类的共同的文明。《样范》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即70年代末80年代到90年代出现的一批文学艺术家的艺术生命的回溯。实际上，是对时代文学艺术的一次“逆行”。

　　“逆行三部曲”共同的特点是对一段历史的重新回顾，在当下的出发点上用自己的心灵一步步走向过去的场景。我需要回溯到我的少年童年时代，回溯到文艺复兴甚至古罗马古希腊文明时代，回溯到七八十年代的韩少功、张炜等人。当然，这三本书的内容因为逆行的目的地不一样，题材分得很清楚。

　　《日子疯长》是关于乡镇生活的回顾，文学表达上更多的是对那个时代自然环境、淳朴生活以及生命成长的记录或怀念。尽管那个时代可能并不美好，但是生命很美好。我们很难从情感上去批判生命最洁净最丰荗的时代。《满世界》是关于域外生活和域外文明的体验，是记录与思想并重的一个文本。其中，有很多我对哲学、文化、宗教、艺术以及人类文明整体上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从个人生命出发，而是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视角出发。《样范》是对十年代以来文学艺术的记录，更多体现我的审美品位、艺术领悟力和表达力。因为我的写作对象是艺术家、文学家，研究对象是艺术品。不管写人还是写作品，自己审美品位的高下、艺术领悟力的强弱，以及表达艺术感受的优劣，最终形成文本的基本形貌。

　　我不想要那样的。首先，我不认为腰封的宣传语有用。其次，这样的设计比较有趣。除了已经过世的两位先生，是用了过去作品上的签名，其他这些签名都是被写的人专门为这本书签的。我觉得，这也表明大家对我写的文章的认同，算是一种“站台”。但这个“站台”比较有意思，包括如何排版琢磨了好久，我自己把它排好再交给美编，美编担心排出来会不会散、乱，我就告诉他怎么横着竖着打混，现在看起来效果不错。